决定中国房地产进程的中央98年23号文里面说，低收入用廉租房，中低收入用经济适用房，高收入用商品房。但是到后来，这个文件的执行全然走样，在社会主义中国，解决住房问题竟在事实上主要由商品房来解决。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深圳，除了政府公务员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得享“经济适用房”，本地原居民获利“农民房”，80%以上的深圳居民是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房的。
政府拿掉了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义务，把最大一部分人群赶到商品房市场中去，既得美名又得大利，政府开心，开发商也高兴，只是苦了民众??这个事实太过赤裸裸，以致盖子一揭开，民怨鼎沸。
但是，也有人说，政府这样干是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，政府赚到钱了，再为民谋福利，通过资源的再分配，把利益还给民众??表面上很合理，实际上行不通，否则就不会有伟大的新加坡“公屋计划”。
政府应该干他应该干的事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解决社会公平。与其放纵开发商谋取暴利，不如政府加入提供大量较合理价格的房屋（比如可以按市场价打较大的折扣），这不仅助力民众满足住房的基本需要与权利，而且政府也名正言顺有利可图。
这是一条变“土地财政”为“建屋财政”的路子，而且唯此可从根源上解决房价过高和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。中央政府可在地方上设立类似新加坡“建屋局”机构，专司其职，采取与大型实力开发商合作开发公营房屋等方式，将公营房屋比例逐渐提高到整体供应的五成，如此不仅可牵住房价牛鼻子，而且有利地方竞争力，更有利于中低收入者获得其基本的住房权。
虽然这样将扼杀开发商整体生存发展空间，然而让各方利益均有所归，才能谈得上和谐社会，市场才可以持续发展??把扭曲的关系恢复正常，让利润回到较合理水平，只有城市有竞争力，开发商的产品才有竞争力，企业才会有生命力。
土地非私有化的本质，使得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头上一直戴着“紧箍咒”，不能因为“唐师傅”以前因为与你有利益合谋不怎么找你的麻烦你就当真以为头上没有“紧箍咒”。所以，中国最好的开发商应该是，既能习惯大鱼大肉，也能适应萝卜小菜；中国最好的房子是，不求最贵，但求最好。